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意蕴

发布者:韩晗发布时间:2023-11-10浏览次数:10

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党的理论创新要把坚守魂脉和坚守根脉结合起来,如果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颠覆性错误。归根到底,坚守魂脉和根脉,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一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揭示了我们党成功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对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了系统论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明确提出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此,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两个结合”的独特理论意义以及“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创新价值是亟须推进的理论阐释工作。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理论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形成的原创性理论。习近平对“两个结合”重大命题的理论阐释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展开再到深化的完整过程,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这一科学命题,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专章论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并进一步展开论述“两个结合”,包括党的二十大闭幕后在考察延安、安阳等地过程中提出“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和理论定位朝着体系化、学理化方向发展。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与发展的角度深刻论述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明确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以“魂脉”和“根脉”来定位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可以看出,“两个结合”这一重大理论命题的提出,是我们党立足百年历史新起点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对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科学总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贯通融通的理论结晶,是“第二个结合”在新时代的最大成果,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两个结合”深刻揭示了我们党成功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文化底蕴。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基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同样需要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在不断推进其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加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唯有不断本土化、时代化,才能汲取本民族、本国的历史文化养分,注入源头活水,激发勃勃生机。马克思主义以严密的逻辑展示了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以深邃的学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两个结合”理论贯通历史纵深,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有效贯通起来、同群众日用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凝聚起党的创新理论的新的理论势能,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民族基因和文明血脉,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宏阔辽远的历史纵深。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余年结合史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具有历史的统一性,二者并非现成如此、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赓续前行的。在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着相互建构、双向生成、互相成就的历史性“结合”过程,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创造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当代中国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也是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古老中国的当代存在。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着各自的独特作用。马克思主义既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也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根本指南与强大思想武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也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文化基础和前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精神滋养。二者缺一不可。对于二者关系的处理,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中探寻到了一条真理道路,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确认识和把握二者之间辩证统一、交织共振的关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更好地与当代中国实践、与民族复兴时代主题相契合。但必须指出,这种结合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于同等地位,二者的关系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主导意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支援意识,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实现的有机结合,这是站在社会形态更替的高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必然结果。这种主导与支援的关系,深刻指明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将有价值的历史资源转化为支援意识,贡献中国智慧。在二者结合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并不等同于文化复古主义,那种企图用“儒化”了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机械的、错误的,不但有悖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会割裂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之间互相成就的关系。可以说,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价值与作用,展现真理魅力与精神伟力,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强大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支撑。概言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贯通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统一起来,形成了中华民族智慧的最新表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最新概括。

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和文化血脉,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正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加契合中国人民特有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模式,对中国现实更有解释力,在理论上更具说服力;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实践中更加符合中国人民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来改造中国、创造奇迹,在实践中更具推动力。当然,马克思主义同样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正是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向不断发展,对内产生强大的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对外产生强大的感染力、吸引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加符合历史大势,符合时代潮流,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大格局大气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华文化为源头活水,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底蕴。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等中华人文精神,以及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依旧展现出强大的思想魅力、精神境界与文化智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需求相契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要相契合。我们要依照时代要求,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运用丰厚的中国历史智慧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服务。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坚定的历史自信牢牢把握历史主动,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繁荣发展,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传承发展的精神基因和行动逻辑,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赓续不辍的风采与魅力。这种浓郁的中国气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特征,其深层要旨就在于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二、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性认识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必须坚守好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并且在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中,把坚守魂脉和坚守根脉相结合,既一脉相承,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又与时俱进,敢于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规律的理论把握,对以中华文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自信与自觉。

“第二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伟大的历史性成就、跨越式发展,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注重以民族的形式阐释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善于从优秀的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他指出,站在数千年的民族历史前,面对数不尽的历史珍贵品,我们都是“小学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并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具体原则。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强调中国搞社会主义,“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创造性转化《礼记·礼运》中的相关描述,提出“小康社会”的目标,并汲取《周易·乾》中“保合太和,乃利贞”的智慧,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江泽民和胡锦涛也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强调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注重文化软实力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继承以往党的优良传统基础上,从“根与魂”“精神命脉”“文化基因”“重要源泉”“突出优势”等多个维度,丰富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至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动摇,坚持以“四个讲清楚”为工作导向,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所以说,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华文化的历史智慧有机契合、内在会通,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传承中华文脉、构筑中国精神。

“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规律的理论把握。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将中华文化熔铸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带领人民创造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人类文明的璀璨瑰宝,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沃土。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优秀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基石。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民族文化、民族禀赋和民族精神在不同时代的体现。同时,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从千年理想到信仰信念,从礼乐文明到制度创新,从民本理念到人民至上,从协和万邦到命运与共,都生动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体系与传承体系虽然各有差别,“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中国大地上,它们都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实践中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富发展。由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才有了具体的现实基础和实践根基,才能不断作用于中国具体实际,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独特的思想意涵、价值意蕴与文化底蕴。

“第二个结合”是以中华文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自信与自觉。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站在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审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内在贯通,凝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共识和实践伟力,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深厚的文化底蕴,赋予中华文明以现实强大的力量,提振中华文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自信与自觉。具体来说,以坚实的道路根基厚实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基础。“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当今世界,唯有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闪电射入中国大地,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生命力。“第二个结合”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民族血脉和文明底蕴,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有了更加深厚有力的文化支撑。以开阔的创新空间拓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视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提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这一思想论断极大地促进了全党解放思想,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性,推动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面对古今中外的比较与联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全党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巩固的文化主体性保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独立品格。“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正是这种中国人民独特的精神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行为,铸就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底色。“第二个结合”在保持精神独立性的同时,进一步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不仅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也进一步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国思维、中国价值、中国精神。



三、在新的起点上担当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

“第二个结合”理论的提出,解答了今天的中国发展“何以从来”“向何而去”的重大问题。它不仅是一套理论,更是一系列实践,不仅指向当下,更指向未来。在新的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在已经取得重要成果和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第二个结合”,巩固主体性,以守正创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引;把握规律性,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强化引领性,积极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巩固主体性,在守正创新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基因和文明底蕴,才能够历经磨难而始终保持独立的精神面貌和特有的行动逻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新征程新起点,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必须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根本指导思想,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要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的重要体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的内在机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态度。具体来说,一方面,坚持守正创新原则,开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新道路。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守正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指导,坚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道路之正、理论之正、制度之正和文化之正,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而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另一方面,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主导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和坚持“守正创新”的理论产物,深刻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坚定文化自信,不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创新的历史过程。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有着内在的主体性要求,必须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牢固确立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现代创制的主导权,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充分汲取借鉴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助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丰富和发展,展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蓬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

把握规律性,在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明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延续发展的文明,但是延续不是一成不变、停滞不前,更不是僵化固化,而是一个不断创新、接续进步的过程。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必须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维度,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第一,在全面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正是拥有这种丰富、厚重而深邃的文化底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行稳致远。比如,“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对于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优化人的生存环境,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再比如,“以义制利”的价值取向,对于约束人们的贪婪欲望,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以上种种无疑都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中国元素和独特优势。第二,在正确处理古与今、中与西关系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古今中西之间,既有历史凝结而成的规律性、共同性,也有鲜明的差异性、多样性,必须坚持守正而不守旧、尊古而不复古。“古”是“今”的传承母体,“今”是“古”的创新转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中华文明创造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立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成为现代的,而经由“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厚的文化基础。第三,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出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新道路,彰显了古老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面貌,昭示了一种与西方文明异质性的现代文明图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文明的忠实传承者、弘扬者和代表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强化引领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扎实的学理研究不断推动“两个结合”向纵深发展。一方面,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关于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把准学科定位方向,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最具中国特色,最必要、最应该、最能够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我们党着力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创新理论成果。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的、原创的,是中国思想、中国理论,需要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加以阐释和说明,形成党的创新理论学术支撑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从学理层面对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进行深入研究阐释,把握相互的内在联系,讲准、讲深、讲透、讲活贯穿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另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从理论主题、体系框架、逻辑结构、概念范畴等方面,作出有深度的知识构建和学理阐发,既是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创制。坚持以“两个结合”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必然要求“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研究,深化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研究,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研究,深化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研究,深刻解读中国奇迹背后的理论密码;必然要求讲新话,坚守马克思主义立足实践的真理精髓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坚守中华文明革故鼎新的精神和穷变通久的智慧,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中国之“的”。这些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科担当和学术使命,都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引领作用。当然,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自主的、原创的、系统的,不是自大的、封闭的、碎片的。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深刻洞察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7期
作者:王易,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