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胜：“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话语演变

一、“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孕育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孕育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四个现代化”实践。早在1921年3月，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中指出，“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随后，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中指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化三改”。此时，“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主要方向。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世界仍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国际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对中国新成立的政权虎视眈眈，同时，为了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防现代化”“军队现代化”“现代化装备”等军事方面的“现代化”话语仍是中国共产党强调的重中之重。1951年12月1日《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整编工作的政治指示》指出，“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1952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我们应当用极大的努力来加强国防。美帝国主义对于台湾和朝鲜的侵略，证明我们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我们就不能保卫自己”。可见，现代化军队、现代化国防是我国和平稳定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抗美援朝胜利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上日程，“现代化”内涵的重心逐步从军事方面扩展至经济建设方面，而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在于工业现代化。毛泽东在《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一文中提出，从1953年开始，“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学习苏联现代化建设经验，强调和重视工业的现代化，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1953年7月2日邓子恢在《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中认为，“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就没有国家的工业化，就没有农业的机械化，就没有现代化的国防，也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民族的真正的独立”。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要在“一五”计划期间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中提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任务有“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并提出“将使我国能够在社会主义大工业的物质基础上改造我国国民经济的原来面貌”。此时，“工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农业社会主义化、机械化”“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等可谓是“四个现代化”目标形成的孕育和雏形。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明确提出“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和任务。同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同年9月23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首次将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聚焦表述，也是“四个现代化”的最早雏形。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会议开幕词上提出，“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同年9月26日，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奋斗任务写入党章。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指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可见，这里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方向，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的认识和理解。

随着现代化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党和国家开始将“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纳入“现代化的工业”范畴中，并且逐渐意识到科学文化技术对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性，进而提出实现“科学文化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任务。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式提出“现代科学文化”这一概念。此后，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这一“四个现代化”概念，不同于之前的表述。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谈话中指出，“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其实，毛泽东的“四个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方向。周恩来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举，相互促进”，但“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一段文字，“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第三届全国人大正式提出，本世纪末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至此，“四个现代化”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探索和发展演变，最终形成包含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在内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概念，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概念。

二、“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生成与释义

“中国式现代化” 的雏形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源于“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实践，鉴于“西化”“美化”“欧化”“洋化”的争议，缘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四个现代化”概念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地得以塑造和完善。由于“文革”的原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受到了干扰，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目标。而“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上提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出，要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明确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随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首先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此后，邓小平根据“四个现代化”实践和中国国情适时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指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同时，邓小平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做了解释，“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对“四个现代化”的新表述，区别于西方现代化。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讲话中提出，“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邓小平在《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中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邓小平除了在思想认识、发展水平上阐明“中国式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外，还从话语表述上建构了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政治术语，用中国人民熟悉的“小康”来表达“中国式的现代化”。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邓小平的“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虽说“中国式的现代化”没有写上“社会主义”，但邓小平一直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提到，“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中共十三大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定为富强、民主、文明的发展方向，同时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步骤，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并且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必将对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新的贡献，进一步增强科学社会主义的吸引力”。由此可见，这不仅突出强调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发展步骤和目标，还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国式的现代化”历经“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等话语演变，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核心要义和演进逻辑。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是探索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形塑与彰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得以丰富和拓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外延延伸至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层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四个现代化”的继续发展，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内涵。

党的十九大在“三步走”战略步骤上继续完善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0年，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完成，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了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先后提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至此，“现代化”概念已从“四个现代化”走向“全面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呼之欲出。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中国特色，他指出，“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同时，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不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进行了完整的表述，对“中国式现代化”重大意义也作出了客观评价。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因此，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一往无前，“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也将不断形塑。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后，他又在当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丰富和提升，也是对邓小平所提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概念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作了区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并再次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特征进行完整论述，突出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九个方面，还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的国际意义。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走向成熟。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表述和广泛使用正是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高度凝练和形象表达，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和追求的奋斗轨迹，并清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层面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艰辛历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并非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而言意义重大，它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