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奇迹的创造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一些利益集团和精英人士非但没有将中国的成就与社会主义制度主动联系起来，反而以污名化手段歪曲中国制度，在鼓吹西方制度优越、夸大西方制度有效、标榜西方民主万能的同时，宣扬中国“威权主义”、散播中国制度无效、弱化中国民主实践，在持续诬陷社会主义制度中不断消解着中国的制度自信。深刻认识西方解读中国制度的话语逻辑、意识形态属性，洞悉其消极影响，有助于打破西方的制度话语神话，以更好地掌握世界范围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权。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制度话语
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续彰显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部分西方学者基于冷战思维以污名化方式渲染中国的制度威胁，扭曲了对中国制度的正确认知。这就要求我们剖析西方话语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对“西方制度优越论”的批判与超越。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分析家更倾向于用“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威权体制”“精英制度”等词语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一、西方话语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话语布设了大量的理论陷阱，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更是以标榜西方制度、贬抑中国制度的手段，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一）鼓吹“西方制度优越论”，宣扬“中国威权主义论”
在西方语境中，“民主”被等同于“程序民主”“竞争性选举”和“一人一票”，并被认为是“唯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治模式”，是“最人道的、最进步的，最终也是最不可征服的”。在萨托利看来，“摒弃了自由主义的民主，真正能看到的不过是‘民主’这个字眼，也就是用作修辞手段的民主”，“只要自由主义的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即使面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无情肆虐，西方制度优越论的鼓噪声依旧不减，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是利用民主制度的话语优势，极力美化乃至神化西式民主制度。弗朗西斯·福山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对西方制度仍然赞赏有加，他表示“长远来看西方不要失去信心，归根结底，负责任的‘民主制度’将是一个更好的制度”。
与此同时，在西方学者的思维惯性下，中国的政治理念与制度话语被相当程度地置于西方民主的对立面。虽然部分西方学者，诸如黎安友的“有弹性的威权主义”、托马斯·海贝勒的“适应性威权主义”、李侃如的“碎片化威权主义”和罗伯特·卡甘的“威权巩固主义”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一定程度的辩护，但是仍难以改变他们从“威权主义”出发解读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思维定式，“一党制”“一党专政”“一党支配”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代名词，“中国仍是一个党治国家”“像中国这样的一党制国家”等话语在西方叙事中占据一定地位。诸如此类的话语，反映了部分西方学者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西方到现在为止，理解中国几千年历史基本只有一个出发点：东方专制主义。现在各种版本的极权主义、集权主义、权威主义都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
（二）夸大“西方制度有效论”，散播“中国制度无效论”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西方制度以一人一票的选举体现了治理的规范性与程序的合法性，以“最少的强制”与“最多的同意”为更加高效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并声称“自由民主”是政府的最佳形式，它为公民参与某种形式的、按比例代表制的统治提供了一种机制。虽然当前一些西方国家面临着经济衰退、政治撕裂和社会对立等问题，这也极大地冲击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统计显示，72%的美国人不再认为“美式民主是其他国家值得借鉴的榜样”，但是部分西方学者仍然不遗余力地为三权分立的治理体制进行辩护，在他们看来，中国制度的成功意味着西方制度的失败，因此大力散播“中国制度无效论”。按照一些西方分析家的理解，中国的村民自治成了一种规则工具，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公有制是一个模糊而非具体化的概念，缺乏成熟的制度支撑，易导致治理效率低下；还有一些西方分析家诟病中国缺乏正式的制度机制，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和有效性。诸如中国制度“无效”“不成熟”等西方话语主要是为了宣扬“西方制度有效”服务的，这与中国制度设计、运行及其治理效能是不相符的。
（三）标榜“西方民主万能论”，弱化“中国民主实践论”
一些西方分析家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迟滞，这使得中国面临着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只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声称“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力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治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不仅如此，一些西方学者还对中国民主实践的效能选择性失明，把中国的人民民主视为一种概念创造和口号宣传，认为中国人民没有充分享有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近年来，西方国家更是加大力度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在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以来，不断诋毁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纽约时报》认为“封城是一种闻所未闻的手段”，是一种被误用的“社会工具”。一些西方主流媒体也臆测中国制度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概言之，一些西方分析家从“反思”的视角评价中国制度时，往往把中国的社会实践与作为实践者的人民大众割裂开来，结果中国的现实发展被异化为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范畴运动，作为逻辑的纯概念形式反而比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感受更为重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包括制度、观念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都是由经济基础的状况决定的。没有经济基础的保障，所谓的人权、平等和自由等也就失去了生长的根基。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但是西方话语中的中国制度观却将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制度视作普遍标准，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政治制度视作“歪门邪道”，虚构了因果关系，把特殊当作了一般，或者把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归结为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归结于所谓的中国“威权”制度，而忽视了中国制度的优势和效能，更忽视了中国制度实践效果应由中国人民进行评判的制度逻辑。
二、西方解读中国制度的话语方式及其影响
西方国家的中国制度话语中裹挟着西方的国家战略、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巧妙设置现代标准、深度内嵌价值准则、构建中国制度叙事、刻意夸大中国问题的范式和套路，不断消解着中国的制度自信。
（一）巧妙设置现代标准，影响中国制度的观念支撑
近代以来，在西方对中国的叙事话语中，通过用“先进”与“落后”对不同文明进行排序，在把中国置于“过去”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个现代化的“西方神话”。可以说，西方通过时间再造叙事语境，为中国确立了一个以西方世界为核心的单一性空间逻辑，并在全球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关系中使其“合理化”和“普世化”，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和发展被置于“非正统”“非主流”的位置。
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解读隐含着西方设定的现代标准，即西方制度代表着先进和现代，西方制度优于中国制度，西方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这种标准实质上是对西方国家社会制度的抽象。西方话语体系极力抹杀中国制度的现代性、文明性和民族性，一方面，西方极力以“缺乏现代性”的话语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性，抹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意义；另一方面，西方往往以“文明优越”的等级话语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理念，从而妄图模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边界，促使中国建立符合西方的所谓“现代标准”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一些西方学者往往割裂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性，以碎片化的手法混淆视听、渐进式解构我国的根本制度、重要制度、基本制度或某些具体制度，妄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是制度自信的观念支撑，只有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上升到知情意相统一的高度，制度自信才能拥有坚实的力量。而隐含现代标准的西方话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盛行，使得中国的制度探索受到西方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有时甚至用资本主义制度来评价中国的进步，极大地模糊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认知，影响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评判。巧妙设置现代标准的西方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国制度话语的传播力，误导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制度的认知，其“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先进、非西方落后”等观念思维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在西方社会得到进一步强化，而且这种先进与落后的文明排序所反映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对其他社会制度的傲慢与偏见更会在中西交流中加深双方的成见、影响双方的关系。
（二）深度内嵌价值准则，削弱中国制度的价值支撑
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解读深度内嵌了维护西方利益的价值准则。无论是“制度移植论”“威权主义论”“强迫劳动论”，还是“中国制度威胁论”，其背后的标准都是所谓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普世价值”。这些价值观念表面上宣扬的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适价值”，实际上反映的是西方国家以自己的标准维护世界秩序的价值诉求，是为实现其霸权主义、维护其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西方学者以此为出发点，诋毁中国的体制仍然是一种“国家控制社会的体制”，并借助各种大众传媒的肆意传播，妄图造成国内外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知混乱，实际上这体现的是以“西式的民主”作为评判中国的价值标尺。
近代以来，中国走上了现代化探索之路，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价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国家所定义的现代价值理念及其建立的“现代化系统”的裹挟。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根基的重构与诠释，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传统的反思和“窥视性”关注，引发了中国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厚德载物、和而不同、自强不息等价值观念也受到了质疑，这削弱了中国制度自信的价值支撑，反过来也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与发展。深度内嵌价值准则的西方话语也使得西式“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普世价值”在推销、兜售和宣扬中进一步固化了人们的思维定式，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国制度话语优势所集中彰显的文明吸引力、文化感召力、思想影响力和价值引导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软实力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削弱。
（三）主观臆造社会主义制度，扰乱中国制度的叙事逻辑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度叙事，不是在解说中国，而是为了构建自我的一种需要和体现。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从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带有中国革命与文化的双重基因，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长期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部分西方学者往往根据自己的认知歪曲解读中国制度。例如，有学者指出，中国没有选择基于权利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是选择了政治精英制度，这种观点显然没有认识到中国制度的本质属性和运行机制。
在西方政界、媒体界和学界的共同作用下，西方国家形成了一套关于中国制度的叙事逻辑。就中国制度构建的目标而言，他们认为，中国有一套精密的制度系统，这套系统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而是为了维护某种“威权”的需要；就中国制度的内容而言，在西方叙事话语中，中国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被否认，制度被看作是孤立的存在，制度与制度产生发展的具体条件被割裂，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被割裂，制度权威与制度效能、制度价值被割裂，制度被看作是僵化的存在，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被忽视，制度模式的多样性与特殊性被漠视，中国制度发展的成就及演进、中国制度的活力与优势被忽视；就中国制度的评价而言，在西方国家用观念解释实践、抽象解释具体、表象解释本质的叙事逻辑中，中国民众失去了对制度评价的主体性，中国制度沦为他者任意剪辑拼接的碎片化事物；就中国制度的性质而言，西方叙事话语中的中国制度被认为具有“新威权主义”和“适应性”等特点。由此可见，部分西方学者并没有认识到中国制度的“人民主体性”，对于制度与中国国家治理成效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刻认识，忽视了制度对治理成效的积极作用。西方叙事在国际舆论场的优势地位客观上限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叙事话语的传播和影响，扰乱了中国制度的叙事逻辑，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认知。主观臆造中国制度的西方话语不仅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建构起了中国制度叙事的某种范式，而且在扩散中进一步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挤压了我国建构中国制度话语的空间。
（四）刻意夸大中国问题，消解中国制度的客观认知
西方国家基于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与制度差异，倾向于夸大中国的社会问题，把中国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夸大为生存危机，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某个薄弱点或具体制度执行方面的失误归结为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失败。例如，有美国媒体声称，由于中国制度的治理无效，北京市民只能通过LED屏观看虚拟日出，并配备了现场图片。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西方国家刻意夸大的中国问题在西方话语的加持下容易误导民众把责任归咎于国家和社会，导致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上升。特别是当这些矛盾与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交织在一起时，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也就在所难免，“不少由于社会不公问题而陷入不利处境的社会成员很难认同社会，……严重者甚至会对处境较好的群体乃至对社会产生一种对立的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解读为人们提供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解释，例如，把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归结为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进而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给出解决问题的“良方”。一些普通民众受制于自身认识水平有限、辨识能力不高，当西方国家通过极富感染性、又具暗示性的话语诠释在群体中进行反复“洗脑”时，极易在比较中陷入“集体幻觉”，从而错误地亲近或认同西方话语和制度，进而削弱了中国制度的说服力，影响了中国制度的成效支撑，消解着中国制度的吸引力。刻意夸大中国问题的西方话语再一次使西方世界狂欢于自我构建的“西方治理有效”“西方制度普世”的话语幻境中，他们既不能认真审视自身制度的基因缺陷、制度运行中的制度性困境以及暴露的治理危机，更无法在中西交流中正视中国制度的效能并合理借鉴，从而影响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制度的正确认知。
三、在辩诬西方话语中建构中国制度话语
中国制度话语关系到中国制度的安全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因此要在批判、辩诬西方话语逻辑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逐步铺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支撑、叙事支撑、学术支撑和价值支撑，建构并传播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体系。
（一）解构西方话语的资本逻辑，诠释中国制度话语体系的人民底色
西方话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塑造在本质上是资本逻辑运行的结果，资本的逻辑就在于“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不仅统摄了生产和生活，而且推动了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的重构、扩张与越界，促成了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体系的误导性建构，同时成为不同时期资本逻辑运行的外在形式。在这一逻辑的主导下，西方国家不仅需要创造出一个西方所需要的中国市场，而且还要创造出能够与西方对话的“亲西方”的大众意识。因此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随着西方对中国现代化预期的失望，西方学界和政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成见和妖魔化变本加厉。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话语，就要体现中国制度话语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与超越。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驾驭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体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在引导资本为我所用和驾驭资本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鲜明底色。例如，在民生供给层面，既要保证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又要兼顾到特殊群体、重点群体和弱势群体，并进行利益倾斜，使全体民众与重点群体的受益关系相平衡。同时，还应正确处理“优先项” 与“补充项”的关系，既要注重解决广大民众的普惠性民生问题，保证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又要提供差异化的民生供给，体现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因此，构建体现中国制度优势的话语体系，“人民”就成了中国制度的根本价值，将“以人民为中心”融入中国制度话语的塑造传播过程，这也是解构西方话语的根本所在。在国际传播中，要坚持将解构西方话语的资本逻辑与诠释中国制度的人民底色同步进行，在揭露西方话语的虚伪性、欺骗性和伪善本质的基础上解析中国制度的人民性，着重以世界人民听得懂、愿意听的故事讲清中国制度的人民立场，实现与世界人民的情感共鸣、思想共振。
（二）瓦解西方话语的“学术支撑”，打牢中国制度话语体系的学术根基
有学者认为，“西方崛起的核心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大、经济技术强大，而是它们创造了一套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知识体系”。西方之所以能歪曲中国，一方面是依靠建立在其强大的知识体系基础上的核心概念与理论范式，另一方面是中国缺少能够使世界读懂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以及学术话语支撑。西方国家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命题、理论阐释和观点创新往往是西方学者观察、研究中国的产物，以西方的理论范式对中国的认识和经验进行梳理整合，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发展现实，致使“中国印记”消失了，留下的只是西方政治倾向和文化特征。
学术是学科的核心和灵魂，不但能为国家治理提供合法性论证，还能揭示事物内在的规律性，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引。为此，我们要立足中国大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概念体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具体而言，我国的概念体系不仅要有国际视野，还要实现自主性和本土性，在充分尊重和科学梳理改革开放40余年来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大地，使之上升为规律性的认知。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一套逻辑严密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深刻学理剖析并实现有效国际传播的学术体系，从而瓦解西方话语的学术支撑，打牢中国制度话语体系的学术根基。在国际传播中，我们要敢于发声、积极发声，坚持以“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清楚、说明白中国制度是什么、为什么好、怎么好，从而逐步在解构西方话语的过程中构筑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正确认知。
（三）批判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彰显中国制度话语体系的价值底蕴
制度是特定价值观的反映和价值追求的手段，离不开价值观的引领，缺乏价值支撑的社会制度往往难以长久。制度设计的动机和制度执行的结果往往需要符合价值逻辑。文艺复兴以来，自由、民主、平等构成了西方文化霸权的思想根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加鉴别地认同西方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民众对西方“普世价值”的盲目推崇。为此我们一定要批判、消解西方的“普世价值”，塑造与重构代表人类发展的共同价值，以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支撑。
近代以来，长期处于西方“拟态环境”中的民众可能“先入为主”倾向于西方文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制度普适性论断的“洗礼”，对于中国制度的情感共鸣也就难以生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认识到文明只有在对话交流中才能赢得理解与尊重，中国制度要想获得更多正向的情感认同，就要在与不同文明的对话中，既讲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与效能，也说清楚西方制度的本质与标准，增强人们对西方制度和中国制度的理性认识，进而升华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
此外，我们要在继续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提炼富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资源，为构建更加完善的中国制度话语体系提供共同价值支撑，彰显中国制度话语体系的价值底蕴，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价值认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各国人民思想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在国际传播中我们要注重彰显中国制度价值底蕴中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广泛的交流对话中扩大中国制度价值底蕴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从而在认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各国对中国制度的接受与认可。
（四）揭露西方话语的“逻辑思辨”，夯实中国制度话语体系的理论根基
西方哲学往往把自然视为思考对象，采用主客体分开的方式对客观事物进行研究，通过概念的运用、逻辑的推演以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呈现出以知识统摄感受的特征，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的话语总是将自己固定在限定的意义或结构上。思想概念本来都应该是人们研究的对象，也是人们头脑中的产物，但是有些概念总是被视为真理，成为衡量知识的标准。先进与落后的二分对立思维模式下存在着现代标准与传统标准的差异，但从西方发展范式中抽离而出的现代标准被预设为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西方成为现代化的标准和代名词，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具体形态只是西方现代标准的阶段性呈现。
任何一种制度都离不开相应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具体运用之上，建立在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制高点之上。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基础上的。在“强起来”的新时代，新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发展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夯实中国制度话语体系的理论根基，既要突破西方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又要在对相关学理性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原创性研究，以及在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制度、组织运作模式和领导机制等方面的探索进行理论总结的基础上，抽绎出新的关键性概念和范畴，进而构建出新的框架体系和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在国际传播中，也要注重中国制度的学理阐释，既要从整体上讲好中国制度的体系、成效、价值等，也要重点突出中国制度的特色，从而最大程度地建构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系统性、综合性、全面性的认知。
西方话语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西方秉承霸权主义和非此即彼的惯性思维，基于西方经验形成的中国认知，隐含着证伪中国制度优越性和确证西方制度普适性的话语意图，对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特别是西方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污名化话语及其背后的价值理念裹挟了部分中国民众的思想认知和行为方式，消解着中国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体系的发展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蕴含着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三者良性互动的认识论意涵。要批判和超越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污名，就必须增强中国制度的主体性意识，全面分析西方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方式及其影响，建构中国制度话语体系，进而牢牢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潘娜娜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作者李飞跃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