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广文:以文化自信自强铸就中国文化新辉煌

发布者:柴旺发布时间:2023-05-09浏览次数:105

摘要:文化自信自强是近年来我国文化建设的核心议题。文化自信自强何以重要?第一,文化对于民族的繁荣兴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因素;第二,文化自信呈现出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对现实发展道路的自信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自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彰显了文化自信自强。改革开放后,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以人类现代化为普遍参照,又体现了中国特色,是一个“关系”概念。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不断生成中国的现代性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铸就中国文化新辉煌,实现中国文化繁荣兴盛,需要自觉凝聚中国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和谐的文化生态和提升全民族的人文素养。只有始终秉持文化自信,才能不断走向文化自强,由此迎来中国文化的新辉煌。

关键词:文化;文化自信自强;中国式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第八部分集中论述了中国文化发展问题,其主题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部分开篇明确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确,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文化的繁荣,而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因此文化繁荣最终要落实到人的素质全面提升以及人的现代化层面上来。基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文化的论述,强化了人的塑造这一主题,强调要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五项基本内容,强调了人的培养与塑造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中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扎实推进,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也在明显增强,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发展图景日益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文化自信自强何以如此重要?

党的二十大主题中包含了“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内容表述。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而言,文化自信自强尤为重要。如果说文化自信更多强调的是社会心理层面,则文化自强更多强调的是文化强国的社会实践层面。近年来,文化自信自强越来越成为我国文化建设实践的核心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生活的关键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曾作过这样的表述:“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对此,全社会上下所形成的共识是: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换言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赖于文化的繁荣兴盛,文化的繁荣兴盛有赖于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文化繁荣兴盛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和前提。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发展战略,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2035年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前面,加了5个定语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这实际上也就是向全世界、全社会宣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未来中国的发展征程中,建成现代化文化强国对一个民族的繁荣兴盛、伟大复兴具有基础性作用。

在探讨文化自信自强之前,我们先从学理层面对“文化”概念作一简要分析。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其内涵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文化就是“人与自然相区别”。凡是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人的参与,即打上了人的印记。由于人的参与,文化才能够在人的手中诞生,没有人的参与,则文化无从谈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就是人与自然相区别。举个例子,一次王阳明与朋友同游南镇,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道:“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吾心即万物,万物即吾心,心即理。人到深山里看到一朵花,未见此花时,花开花落与人无关,但是人见到此花时,花与你同见,你和世界豁然开朗。可见,文化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生成的,人如果不从自然中走出来,就产生不出文化。一束花在深山里自开自灭,我们说它就是自然。但当人来欣赏这束花时,并将此花与吾心联系在一起时,它就变成文化了,这里的差别就在于人的参与,人的参与让世界澄明起来。因此文化就是人与自然相区别,人对自然改造的结果就是文化,所有文化都改变了原来自然而然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和“自然”是一个对应性概念。但是,从人与自然相区别的角度来谈文化不能走向极端性理解。我们不能做“人与自然相区别的东西都是文化”这样一个全称判断。因为人与自然相区别所产生的结果不一定全是文化的,但是文化一定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相区别这样一个根本特征,因此这是理解文化的前提。

其次,文化和人的关系是一种“同构互塑”关系。当我们分析文化时,强调了人的介入对文化生成的重要性,这就进一步凸显了文化和人的关系。简单而言,人和文化是一种相互缠绕的关系,二者之间是相互塑造的。一方面,当我们给“文化”下定义时,离不开“人”的参照,也就是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人的参与使自然发生了改变。文化就是人化,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另一方面,当我们给“人”下定义时,又离不开“文化”的参照。也就是说人是文化的存在。人具有目的性,人的目的性体现在人对未来是有规划的。20世纪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人论》一书中指出人是文化的存在。卡西尔指出:“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文化划定了人性的圆周,就像孙悟空给唐僧画了一个圆,只要你不走出这个圈,那么妖怪就对你无可奈何,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圆周。所以人是文化创造的结果。文化和人的关系是一个相互缠绕、相互说明、相互生成的关系。形象来看文化和人的关系就像一张纸的两面,从一边看是人的特征、人的属性,而从另一边看是文化的属性。

再次,文化对人具有二重性作用,即肯定性和否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当社会平稳发展时,文化对人具有肯定性影响。也就是说当我们习得一种文化,就会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游刃有余。文化作为一种价值符号系统,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通过对文化的拥有、践行,获得了对个体自身的保护。就这一层面而言,在当代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就寸步难行。一个人如果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文化符号系统没有深切的了解,就会感到非常被动、非常盲目,甚至到处碰壁。文化对一个民族而言,常常是以一种传统的、习俗的方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文化传统更多的是一个静态的非直观的要素,也就是说一种传统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一个民族最深厚的文化形态就是传统,在传统的大框架下我们会对自己的民族有一种自发层面的价值认同。但是另一方面,文化又构成了对人的束缚。当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文化传统往往对社会的转型、变革与创新具有阻碍性。例如中国先秦时期由于社会的转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五四时期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此时人们首先采取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也就是说通过批判传统、反思传统,来思考文化的负面基因,进而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总之,社会要变革进步,就需要进行文化的反思和批判,需要“返本开新”。没有“返本”,我们的文化是没有根基的。但是如果没有“开新”,我们的文化就不能拥有未来。

文化自信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鲜明印记。什么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说到底,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社会心理的驱动力量。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的自信,则整个社会生活就会处于比较茫然、盲目的精神层面。因此,文化自信首先体现的是一种比较稳健的社会心理状态,因为“信”就是一种信心,自信说到底就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健康社会心理的表达。

文化自信对于当代中国为何如此重要?今天我们已经步入了全球化的发展阶段,这带来的是全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的广泛的、全方位的、深层的文化交流。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工业文明由西方发达国家向后发展国家的一种普及和拓展过程。中国的全球化是一个被动的全球化,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拖入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的殖民入侵改变了中国既定的发展节奏,中国被拖入到了全球化的发展历程中。回顾此后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曾经的文化已经经历过文化的自信、文化的不自信、重新再生成和找回文化自信的发展历程。随着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实践,我们的文化也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互动中逐渐找回自信。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文化自信奠定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没有比较强大的物质基础做保障,那么文化设计就是空中楼阁。中国的文化自信的实践基础实际上就是40多年的改革开放。由于经济上的实质性提升,带来了文化层面的自信心的生成。因此,文化自信本身是一个关系概念,没有文化交流,文化自信也无从谈起。从学理层面来讲,一个人的文化自信不是说关起门来独处的时候非常自信,而是说当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作为一个他者在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正面心态、积极状态,这才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总之,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文化是一条河,从“过去”经“现在”流向“未来”。所以我们讨论文化自信问题,其实要着眼于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重维度来展开。基于当代中国的发展特点,中国的文化自信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关切。

首先,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样一种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前提性的东西。从定义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所世代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传统文化是由56个民族共同参与、创造和实践的。从历史上看,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成的主旋律。

进一步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更多的是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层面,也就是说当我们谈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它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文化的生成。广义上先秦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具体来讲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儒家和道家两种文化精神。儒家和道家作为包容性强的中国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诸子百家的思想,比如墨家、法家等。由此,中华文明呈现了多元一体、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相互修正的发展格局,这对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汉代董仲舒提出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在汉代作为社会生活的主导意识形态为官方所认可,从官到民使儒家思想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谈及中国传统文化绕不开一个词,“国学”。国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教育和现代表达。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某种意义上就是通常讲的“国学”的内容。从历史来看,“国学”首先是一个防御性的概念,即防御文化入侵。1840年以来,在洋枪洋炮下伴随着的是文化的入侵,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士虽然给中国人带来了西方的一些先进科学和技术理念,但是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改变中国的文化基因。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识之士感叹西方列强不但要征服我们的国家,还要改变我们的制度,甚至还要置换我们的文化基础。而当一个国家的文化、语言彻底被置换后,这个国家将基本被征服。因此,必须让后人对老祖宗留下来的思想文化有最基本的记忆。文化记忆是最重要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强烈的文化记忆,文化不可能一代代传承下去。其次,国学的基本视域是“经史子集”。国学既体现在知的层面,更体现在行的层面。“经”就是经典,经典是一个民族何以成为这个民族的追问与表达。例如中国的传统经典主要是指儒家的经典,因为儒家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确立了根本性的价值诉求。除了儒家经典之外,中华文化强调“儒道互补”,也就是说除了儒家思想之外,道家思想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总而言之,“经”是一个民族性格的表现,它是对一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本的追问和表达。儒家和道家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史”指史书。“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旧唐书·魏徵传》)。我们要以史为鉴,才能走向未来。“史”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奠定了厚重感。“子”主要是指诸子百家。“集”是指历朝历代所形成的诗词歌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情感抒发和表达的境界。总之,我们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进而达到自信,这为中华民族走向未来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其次,是对于现实发展道路的自信。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征程,领导人民从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再到新时代,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的实践道路。经过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经历了从革命的实践到建设的实践,历史证明这条道路确确实实是中国真正赢得未来,拥有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因此我们要坚持走这条道路,坚定道路自信。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将这条道路表述为“中国式现代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坚定且自信地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既希望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又不希望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这条现实实践道路,将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源泉。中国的改革开放体现在改革是向内用力,开放是向外用力。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革。改革是对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变革,还要解决顶层设计的问题,要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改革。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发现改革不是细碎问题,而是系统工程,我们要创造出一条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如今,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样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并且是现实可行的,我们没有理由去犹豫徘徊,而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曾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道路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正是改革开放之路,让我们仅用了短短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150多年的发展之路。历史已然证明,这条道路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未来并实现伟大复兴的成功道路,所以我们对这个道路要充满自信。

最后,是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自信。对于每一位中国人而言,未来的发展前景最突出的标志就是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既是国家的发展前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发展前景。习近平在很多场合都表达了文化自信对走向未来的重要性。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强调:“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清晰地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将这样一条实践道路,具体表述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就是中国发展的光明道路。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和本质要求,并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使命与责任。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葆有中国特色,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诉求。中国式现代化既有民族性特色又有时代性特点。所谓现代就是人类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全球化是以“现代性”为核心价值诉求的现代化(工业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过程。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内在诉求是现代化,现代化的内在精神是现代性。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是一个普遍规律,具有普遍性。现代性是一个“逻辑在先”的抽象概念,包括那些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地区。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认为:“即便是在现代化尚未历史地完成的地区—在巴布亚民族或中亚部落中间—现代性无论如何已在逻辑上完成了。”

学界一般将现代化要么定义为自我本土发展或内发性的(indigenous)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一个社会本身经过“创新”而发展的,如英、美、法等国;要么是外力促逼而生或外发性的现代化,借用前者的经验而发展,如德、日等。具体而言,人类全球化的序幕拉开是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为标志,这个序幕体现了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个转型是真正人类世界历史的开始,促成“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开端向发展中国家的普及,无论是中国式还是西方式,现代化是以人类现代化为普遍参照。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消化“现代化”的一般文化价值内涵。现代化是时代不可逆转的世界历史性进程。现代化最初是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发生的,在原始意义上是与所有社会过去的性质相区别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从诞生起就始终与“传统”相对照。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世界文化史的核心问题应该是: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与之相伴的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形式是如何起源的。如果从文化史本身来看,其核心问题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

现代化追求什么?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科学技术是工业化发展的动力。马克思的理论建构是基于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就是人类现代化开启的时代。马克思一方面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打破了民族和地区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历史向纵深处推进。“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现代化本质上应该是文化的现代化,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都融合了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全球性的文化潮流。

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曾经是被动地被拖入到现代化进程中。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动打开,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被动选择的历程,也就是说,中国是被拖入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但历史上中国也有辉煌的时候,1405年郑和下西洋,即使是1492年的哥伦布,他的船队只有3艘船,郑和的船队有200多艘船,哥伦布的船队只有不到100人,郑和的船队最多的时候有22000人,但是我们不能把郑和的航海行为算作人类全球世界历史的序幕。为什么?因为出海的目标不同。郑和下西洋有两个关键词:第一是友谊;第二是炫耀。因此美国学者史蒂文·瓦莱奇(Steven Wallech)在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史料后认为:“中国开创了一个功能良好的传统,却令传统的践行者们画地为牢,不敢越雷池一步。欧洲开创的传统败得一塌糊涂,却迫使其践行者适应不断演变的文化所带来的持续变化的环境。中国维持其传统长达二千年以上,而欧洲却步入了现代化。两种文化如此的命运,盖由于各自文化的内部冲突,也即是各自文化的悖论。”中西方之所以走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归根结底是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文明结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关系”概念。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协调好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中国不断走向世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社会的整体进步,是人的自由与解放。马克思认为:“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从发展历程来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串联式”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部分,既具有世界文明的背景参照,同时又蕴含了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第二,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生成了中国的现代性文化。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时代精神与民族传统,既有贵和持中、和而不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实践智慧,更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境界。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不断走向世界,世界也在认识中国,这个时候我们要文化自信,就要重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贵和持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国学智慧植根于悠久传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大传》)。作为主体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人生的两个基本课题就是为人和处事。做人是人生的第一要义,为人要贵和持中,做事要自强不息。人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其次人和人之间要和睦相处、相互谅解、与人为善、与人方便。“贵和持中、自强不息”恰恰体现了为人的态度和做事的态度。“为人”强调我们要持有贵和持中的心态,“处事”强调我们要自强不息,所以这两者体现了一个人如何协调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厚德载物可以转化为贵和持中,它涵盖着人与人交往中的文化心态,更多地主张包容,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孔子的和同之变很好地诠释了贵和持中、自强不息的思想。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认为君子之间的交往是在差异性基础之上追求大同。“君子和而不同”是指彼此保存自己的个性差异,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君子往往追求和,这是君子之风;而“小人同而不和”是指小人在细枝末节的局部的问题上,大家很同,但是牵涉到大是大非,恰恰没有和的心态。所以说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在和同之变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因此通过贵和持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健康的交往关系,通过自强不息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展开方式,由此体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关系。在道家思想中贵和持中也有深刻的体现。道家思想强调无为,以道为核心概念。“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家崇尚的是清静无为,强调要顺应自然,以主体生命的涵养作为重要价值诉求,体现在“上善若水”“道法自然”“反者道之动”这三个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不断丰富,涵养了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提升了全民族现代人文素养。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富有创造性的文化结晶。以往的现代化道路是基于主客二分的,是主体征服、逼迫、勒索客体的发展方式,这就很容易造成现代化对理性的英雄主义颂歌。这种以理性为唯一标尺的社会下,一系列的毫无意义的人造的抽象的事件消解个体存在意义和文明意蕴。现代性所规定的理性秩序对人造成了异化与剥削,让“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使人全神贯注于片段性的当下,有选择性地“遗忘”过去,微乎其微地关心未来。概念、理性把握的是“Dasein”,存在者的“在”(sein)在这种情况下被遮蔽、遗忘,可谓是“忘乎所以”(忘记了来时的路)。这种“sein”是生活世界的原初形式。要从Dasein回到“sein”,需要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来回溯、返归至人的原初丰富性。

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发表了著作《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追问西方文化的命运将以何种形式来呈现这个问题,通过考察文化是什么、它的表现方式是什么等,从而认为“西方的没落,乍看起来,就像相应的古典文化的没落一样,乃是限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现象;可现在,在理解了它的全部的重要性之后,我们认为,它还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本身就包含了有关存在的每一重大问题”。中国学者也开始反思、批判西方现代化导致“精神上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的问题。在辜鸿铭眼中,西方文明是“纯粹的机械文明,而没有精神的东西”。梁启超认为欧洲人之所以无法抵抗诸多困苦,是因为过信“科学万能”,从而使“欧洲人的内部生活,渐渐动摇了”。梁漱溟在比较中西文化之中找寻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思考怎样才能既得到现代化的物质利益,又避免其缺失与陷阱。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只强调物质而忽视了精神。恰恰相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更需注重培育人的精神生活,关怀人的信仰层面,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因为信仰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生的底线问题,它不是提醒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提醒我们不能做什么。换句话说,信仰不一定能决定人能走多远,但是却能决定人能走多高、飞多远。有信仰的人生和没信仰的人生是大不相同的。这就牵扯到物质和精神平衡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的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增长,但是文化影响力还需进一步增强,只有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才能更好地深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推动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决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究其本质而言是文化的现代化,是人的主体精神的现代化,更是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从文化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具有本质区别,归根结底是有中国特色的、结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当然中国式现代化也吸收了各国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工业化、科学性与系统性。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与改革开放紧密结合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结合了中国国情的现代化。

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共性与个性的相互依存与包含,又是共性与个性的相互转化与过渡。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具有各国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同时又能够立足于本国国情,开创了一条现代化新路。

三、铸就中国文化新辉煌的路径

100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而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则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中国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这是一个空前的历史成就。如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在这样大的历史情境之下,我们开始推进中国文化繁荣、中国文化兴盛,以期铸就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辉煌。面对新的宏伟蓝图,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深感任重道远。因为,相对于物质经济层面的社会进步,文化的进步常常更为艰巨。

首先,自觉凝聚中国精神。什么是中国精神?如何概括和提炼中国精神?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关于中国精神在国家层面清晰的表述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也就是说,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就是中国精神。改革开放的40多年,也是我们对中国精神不断自觉的40多年。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大的环境背景下,中国人对中国精神的自觉就更为重要。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最需要在身上体现的精气神到底是什么?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14亿多人是一个大家庭,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精神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走向未来,建设未来的中国将步步难行。凝聚中国精神具体需要加强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加强民族身份识别意识。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这个民族,主要不是体现在生理层面上,而是体现在精神层面上。通过中国精神的凝聚,唤起每个人的文化认同,从而使每一个中国人有强烈的身份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在当代凝聚中国精神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个体或群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反映,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的统一体。其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活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当代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改革创新,离不开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和文化创新,而这也成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在走向未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越来越需要激发创造活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个民族创新的前提是个体的创造活力,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其三,努力凝聚社会道德。中华文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行言立事,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不同角度都呈现出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中国人秉持着儒道互补的人生智慧,需要儒家的“三修”功夫。孔子强调:“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修养是从“修己”开始,然后“修己”就是“修身”,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由个体向善一步一步向外延伸,进一步形成由个体组成的道德社会。因此,我们强调社会道德,强调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四,构筑全民族的文化信仰。从学理层面来讲,信仰问题和道德问题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信仰是道德的前提,也就是说,一个民族有信仰,它才能够建立起坚实的社会道德大厦。信仰是道德的前提和基础,一个有信仰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因为,信仰解决的是底线伦理问题。信仰既决定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又更多规定一个人不能做什么,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要守住底线。守住底线恰恰是社会道德建构的前提性的条件。信仰让个体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这就是构筑个体道德的前提。而个体道德自觉又是凝聚社会道德的基础性的工程,这样才能自觉凝聚中国精神。

其次,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是文化的DNA,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根本。只有不忘本来,我们才能够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习近平认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今天,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正逢其时,因为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只有回归到传统,即“返本”,我们的文化自信心才能找到源头活水。

作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融入到民族的血脉之中,规范着中华儿女的日常生活,为润心聚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了重要基础。只有在保护与传承中,世世代代的文化成果和精神财富才能不断积累、丰富,从而使一个民族获得固本培元、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今天我们呼唤文化自信自强,首先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怀有敬畏之心,要克服浮躁功利、急于求成的心态,以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任的态度继承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价值规范、道德理念和精神追求,重估其人文内涵和社会价值,从中揭示出解决当今社会现代化难题的有益启迪。如果说传承是文化发展的根基,创新则是文化不断进步、生生不息的活水源头。在新时代背景下,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相协调,探寻中国文化所蕴含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政以德”“讲信修睦”等价值理念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契合之处,在延续文化血脉的基础上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可以说,传承与创新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转化,不可偏废。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应肩负起守正创新的历史使命,守住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推动富有恒久魅力的中华优秀文化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和拓展人的精神世界,让人类文明的百花园更加绚丽多彩。

再次,努力营造和谐的文化生态。铸就中国文化的新辉煌,需要营造和谐向上的文化生态。坚持文化多样性就是使文化达到繁荣的重要方法论。正因为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双百”方针,号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确,文化多样性是一个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体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围绕着文化建设,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观点,叫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同样,马克思也强调文化的多样性。马克思曾将文化比喻成百花园。这个百花园里要各种花卉竞相开放,而不能仅仅只是一种花卉。如果仅有一种花,哪怕这种花是玫瑰花,也会让人感到呆板单调。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在文化创造上之所以取得很大的进步就是因为坚持了文化多样性。现在,神州大地上各个不同的层面都在围绕着文化进行着个性化创作,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景象,这就是中国文化繁荣兴盛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文化多样性的具体表现而言,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主要有四种最基本的文化形态,即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传统文化。可以说,这四种文化构成了我们社会文化生活的基本面。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文化发展将会越来越呈现出一个更加光明的前景。

最后,提升全民族的人文素养。文化的本质就在于化人,文化最具魅力的地方就在于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到2035年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里有一个逻辑递进,党中央把文化的繁荣兴盛放在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提性的表达上,这也反映了国家层面的一种文化自觉。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随着中国整个现代化发展,随着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精神层面上也要经历一种文化洗礼。从社会发展的有机体来看,在社会发展进步的整体考量中,国民物质财富的积累与主体精神的充实必须齐头并进,相辅相成,要致力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因此,文化对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之,文化自信自强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实践生活的重要文化使命。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文化自信自强既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是每个人的文化责任。只有从个体到整体都形成文化自信自强的共识,文化强国的未来发展图景才能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最终也将真正迎来中国文化的新辉煌。

邹广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